於阿富汗神學士政權，與紐約雙子星大廈之毀於伊斯蘭教恐怖分子，兩者具有相似的內在性。尤其，巨佛與雙子星，一為佛教聖跡，一為美國現代富強的表徵，俱為世界矚目的「文明符號」；所以它們之被毀滅與其符號消失之意涵，就更值得省思。 興都庫什山的巨佛 巴米安佛滅事件發生在西方人號稱「文化斷層」的阿富汗，因為此地被媒體報導的機會一向不多；但九一一事件後，阿富汗成了世界的焦點。 阿富汗地處歐亞交會之處，「阿富汗」波斯語指的是「山上人」的意思，而該處五分之四的土地都是山地和高原，自古以來就是多方角力的中心。從希臘的亞歷山大，蒙古的帖木兒，到大英帝國和帝俄，都先後被阿富汗人打敗。二十世紀初此地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前蘇聯自一九七○年代意圖操控阿富汗，以至一九八九年終於落荒而逃，造成近年來阿富汗境內兵災不斷的浩劫。 阿富汗連年被戰爭摧毀，又持續發生地震、蝗災和乾旱。從幾個數據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慘況：嬰兒死亡率每千人高達一百六十三人；男女平均壽命四十三至四十四歲；接受醫療保險的人口僅百分之二十九；接觸到安全飲水的人口僅百分之十二；而文盲問題又非常嚴重，有百分之九十的女孩和百分之六十的男孩不識字。 阿富汗的赤貧，由首都喀布爾外科醫生月薪相當美金五元，一般人月薪一至三美元可見一斑。而相當大比率的城市居民，完全仰賴聯合國機構提供基本生活物資，如果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停止援助，阿富汗為數眾多的寡婦和孤兒的糧食就要出問題。所以有人說窮無立錐的阿富汗人，除了阿拉和伊斯蘭教所重視的榮譽，實在一無所有。 但在喀布爾以西興都庫什山脈層層高峰圍繞之處、哈薩拉亞人的家鄉巴米安，卻曾經聳立著世界最高的兩座巨佛（分別為一百六十五呎、一百一十四呎高）。 三大佛教藝術 珍貴遺產 在第四至五世紀建造的兩座巨佛，是挖鑿沙岩山壁雕刻而成的石龕佛。唐代玄奘法師到天竺取經時路過此地（西元六三二年），對巨佛的「珍貴裝綴輝煌燦爛」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該地區與佛教的淵源，要到十一世紀迦色尼王朝建立伊斯蘭王國以後才終止。但兩座巨佛一直被視為古代世界的奇景，歷來吸引無數中國和印度的佛教徒前來膜拜，各地佛教學者也跋涉千里來研究巨佛的藝術風格。由於巨佛雕刻融合古印度與中亞的傳統特徵，而佛身穿著的希臘式「出水衣文」長袍，又足以印證亞歷山大時期傳入的希臘雕刻式樣。所以從藝術文化的角度來看，巨佛無疑是古代中亞世界多元民族相互交融的具體表徵。 然而，在該地區皈依伊斯蘭教以後，佛教的盛況不再，上千僧侶曾經住過的石龕穴，如今也都成了哈薩拉亞人逃避兵災的避難所。 從歷來佛教徒之膜拜到近世學者之研究，巨佛所象徵的符號性也隨之轉化。人們因不同的需求面對巨佛，並以不同的行為賦予巨佛意義；巨佛之為宗教偶像或文化標本，其實乃因個人處理符號的不同觀點，而產生不同的詮釋與行為。 就人類文明的觀點而言，巨佛的符號性殆無疑義。因為它與中國敦煌石窟、印度阿占塔石窟同被列為三大佛教藝術珍貴遺產，而其長期以來所累積的知識、象徵符號與觀念之「社會儲存」，更具有無比的力量。但是，巨佛所承載的文明意義如果被否定的話，它所具有的符號性也就會改觀。 此所以不准崇拜偶像的伊斯蘭教，早在兩百年前就已把兩座巨佛的臉孔都抹平了，而較大尊佛陀的腿部也被敲斷。可見巨佛本身「社會儲存」的意義，對伊斯蘭信徒而言是異質的，所以他們非以「行動」破壞巨佛的面目不足以彰顯伊斯蘭教的正確性。 人類面對信仰衝突或宗教「異己」的非理性情緒，在歷史上可謂血跡斑斑。但從社會哲學的角度來看破壞巨佛的行動則會另有一種見解。馬克思在辯證人類與其創造的大結構之間的關係時，就曾深刻的表達過： 人類創造其自己的歷史，但是人類不是在自己所選擇的環境之下創造歷史，而是從過去所轉移、賦予和直接建立的環境之下創造歷史。所有已經消逝時代的傳統，像夢魘一般，重重壓迫著活生生的腦海。 巨佛顯然是神學士的「夢魘」！一九九八年秋天，神學士攻佔巴米安時即揚言要炸毀巨佛，但因日本與斯里蘭卡佛教界的強烈抗議，而使神學士滅佛未遂。但他們何至於一定要執意滅佛呢？ 根據採訪中亞新聞二十餘年的記者Ahmed Rashid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除了信仰的衝突，關鍵更在於神學士成員的人格特性以及他們權威宰制的「行動者」角色。 神學士滅佛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Huntington)在論述中亞歷史和回教國家的政治核心時，以「只是插上國旗的部落」來描述當地執政者的政權特色。對於在阿富汗統治四年餘(一九九六年底至二○○一年底)的神學士組織，他們插上了伊斯蘭教治國的旗幟，佔領阿富汗百分之九十五的領土，卻從來不曾被國際所承認。 什麼是神學士？神學士(Taliban)之名是「一個伊斯蘭教學生」的意思。由於許多出身神學院的學生高舉淨化社會的旗幟，並以創建理想的伊斯蘭社會為目標。他們集結起來以「神學士」為名，並推出信仰堅定的奧瑪為組織的領袖。但是，年輕的神學士在神學院學習的內容只是伊斯蘭教義，所以很少涉及關於阿富汗國家與歷史的知識，從他們擁戴的奧瑪之言論：「我們拿起武器來完成阿富汗聖戰的目標，要將百姓從游擊隊人帶來的折磨中拯救出來。我們全然相信萬能的阿拉能保佑我們勝利，但也能使我們失敗。」即可以看出神學士統治阿富汗的出發點。 阿富汗是個多種族的國家，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信仰伊斯蘭教，而其中又以基本教義派的信眾較多，什葉派大約只佔百分之十五。當神學士在一九九六年底當政後，他們徹底奉行基本教義，而其他各宗派都一律被打成異己。從現實角度而論，神學士的勝利深化了族群與宗派的嫌隙，讓阿富汗更加分裂。 尤其，神學士的領導人(包括奧瑪)都是出身最貧窮、最保守、教育程度最低的南部普什圖族省分。他們為聖戰而招募的又多是孤兒、無家可歸、流氓無產階級、難民營居民等完全在男性社會中成長的人。所以神學士是新一代的穆斯林男性，受到戰爭文化薰陶，成年後多數時間與自己的社群完全隔離。加上教導他們的教士又強調：「女人是誘惑，是為阿拉服務時無謂的分心。」所以，神學士權威宰制的「行動者」角色是絕不接受任何妥協，甚至拒絕與聯合國人道機構或捐獻救助的國家進行妥協。當然，神學士也不接受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政治制度，或軟化任何原則以交換國際的承認。 神學士強硬不妥協的意識框架，行諸於阿富汗百姓身上的就是權威統治。為了實現他們腦海中伊斯蘭教的理想，神學士以強制行動關掉女子學校、限制婦女只能在家裡工作，使得阿富汗基礎教育大受影響，因為在喀布爾多數老師是女性，婦女待在家裡就連男生的教育都停擺了。其他諸如打碎電視機、限制大多數運動與娛樂活動、下令所有男人都得留長鬍鬚、每星期在喀布爾與堪達哈公開舉行截肢、鞭打、處死以及用石頭丟擲婦女的刑罰，這些非人道作為，在神學士狹隘的經驗領域內，卻被視為是與信仰有關的任務。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就沉痛的說過：「在這個擁有兩千萬人口的國家，五萬名武裝分子挾持了所有百姓為人質。」阿富汗哈薩拉族的女詩人修莫拉也說過：「我們痛恨神學士，他們反對一切文明、反阿富汗文化，尤其反女性。他們讓伊斯蘭與阿富汗人民蒙羞。」而不幸的是，修莫拉的詩人悲嘆，竟在神學士滅佛事件中擴散至全世界。 阿富汗神學士轟炸巨佛的時間是二００一年的三月九日！ 此一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各界的震撼，當然文化界與宗教界的沉痛更不在話下！由於神學士在開始轟炸巨佛之前，已摧毀阿富汗境內不計其數的佛教雕像，所以當他們毫不隱諱的宣稱要集結炸藥準備炸毀行動時，聯合國立即強烈譴責阿富汗神學士政權「怙惡不悛」的暴行，但是，神學士完全漠視國際的看法，仍然頑強地於四天之後執行了對巨佛的轟炸行動！ 而滅佛行動的完成，是否彰顯了神學士對伊斯蘭信仰的堅持？強固了他們對權威的盲信？並預告了阿富汗不妥協國際勢力的必然下場？這些問題在神學士政權垮台之後已無從討論。但巨佛消失之後的半年，紐約雙子星的恐怖爆炸事件在九一一發生。此一石破天驚的恐怖爆炸案，讓世人從賓拉丹之窩藏在阿富汗，聯想到他與神學士政權的密切關係，並意識到該政權支持賓拉丹及其恐怖行動，造成對西方世界致命的挑戰。 符號消失之意涵 就佛滅事件而言，人類的文明與成就倘若處在不同的價值體系下，一旦有人以宗教為名並脅之以權威的宰制，要將之毀滅於旦夕，其實是易如反掌的！至於九一一事件，則使全球普遍都受到影響，所以人類在失去巨佛與雙子星之後，開始深切省思。 滅佛事件前後，各地收藏有亞洲藝術或佛教藝術的博物館都無比焦急，希望能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神學士政權發揮道德勸說或提供必要的金援。當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長就大聲疾呼聯合有意願的博物館，一起收購阿富汗境內的古代石佛雕像，而德國特派記者也徵詢過台北故宮的意願，希望全球博物館界的積極反應能軟化或延緩神學士的行動。 事實上，滅佛事件之前，博物館界既沒有和神學士對話的機會，也沒有足夠的時間或有效的管道去說服神學士。 相繼的幾個月，全球博物館界已正視巨佛之消失，但開始質疑阿富汗境內「非伊斯蘭文物」還有多少件倖存？是否神學士挾持了阿富汗人民又挾持了人類共同的遺產？去年五月號全球發行的亞洲藝術雜誌（Orientations）上，集合多位博物館學者反映的〈巴米安：文化被攻擊〉（Bamiyan: Culture Under Attack）專文，就披露了文明符號消失之後，博物館社群的反省與思維。 九一一事件之後，有些博物館開始以中亞或阿富汗藝術為專題來作展覽，希望能使觀眾對此「文化斷層」地區多些關注和認識。例如美國華府在去年底，佛利爾博物館（The Freer Gallery）「絲路文物展」的進口處，就張貼了巨佛消失後石龕空洞洞的大幅攝影，而令「華府瞭望」的專欄作者傅建中先生聯想到：「這個情景好比原先在紐約金融區的世貿中心兩座摩天巨樓，在九一一恐怖分子劫機撞毀後消失的情形幾如出一轍。」傅先生所說的「幾如出一轍」指的應該是文化地標消失後的失落、空洞的感受，因為人類不僅再也看不到文化地標的符號本體，甚至一切與符號相關的記憶與想像也都賦予歷史之死而無從修補或搶救。 以轟炸與撞毀行動相比較，後者顯然比前者更恐怖，因為巨佛被炸時「我群」無人目擊它的消失，而九一一恐怖分子劫機撞毀兩座摩天巨樓的情形，除了現場三千餘人罹難，所有紐約市民、全球電視觀眾以及網路使用戶，都是恐怖事件的目擊者，也都某種程度上「參與」了美國人所遭遇的攻擊。 當然，美國隨即發動轟炸阿富汗與緝捕賓拉丹的行動，並結盟友邦聲討國際恐怖主義，使西方霸權快速產生全球影響力。如今神學士倒台，阿富汗滿目瘡痍，七百五十萬無辜的難民四處流竄，而賓拉丹依然是「我群的恐怖分子，他群的正義鬥士」杳然不知其蹤。但美國的行動已將全球「我群」都導向九一一的「問題情境」；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說過：「美國像是小房間裡一隻大而友善的狗，他只要一搖尾巴，就會撞翻椅子。」傳神寫照了當前國與國之間行動與互動間的密切關係。 無可諱言的，當紐約世貿中心兩座摩天巨樓被撞毀的時刻，「他群」與「我群」已展開史上最慘痛的「面對面」邂逅。美國隨即展開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布希總統向賓拉丹窩藏的阿富汗宣戰，而僅有極少數的人（包括美國國務卿鮑爾在內）認為人道關懷也是必要的考量。即此，逐漸浮現出後現代主義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表達的關注「異己」（the oth-ers）的思維。 了解「異己」想法 根據報導，去年底的法蘭克福書展在國際恐怖主義的陰影下，有六十多家美國書商臨時取消參展。但書展中，與可蘭經、伊斯蘭教、賓拉丹傳記、國際恐怖主義、神學士政權、聖戰、文化戰爭等主題有關的書籍都行情看俏。而台灣書市去年也與世界同步，有多家出版社為讀者翻譯了幾本與上述主題有關並能提供深層省思的書籍。 人類社會尋求真相的願望，始終是歷史存在的基礎。九一一事件顯然啟動了許多人探求「文化斷層」地帶的求知慾，而此一契機也正是全球認識異己想法的最佳機會。 國家地理雜誌在九一一之後，就立刻組成特別任務小組，深入阿富汗的重重山區，以兩個月時間為世人繪製了一張精準的阿富汗地圖，隨附在去年底的雜誌中，讓讀者可以從紙上進入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學習找到認知真相的途徑。而世界也正因為有這些以知識共享為最高願望的行動者，所以才促使了解異己想法成為人類前進的力量。 最近瑞士的「新七大奇景基金會」負責人表示將重建巨佛，因為「我們要向世人證明，任意摧毀無法教人遺忘，而兩座佛像被毀，等於是摧毀西方與亞洲文化的一個環節。」而此項重建計畫已初步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善意的回應。 巨佛之重建，將是未來再現符號的一種可能性。屆時巨佛重建的社會條件與思想背景，與符號本體原初生命的創造將會大異其趣。但是，如果亞洲文化的遺產經由西方複製後，能成為凝聚人類共識的媒介，那麼致使符號消失的種種衝突，期望也能消融於人類因學習「異己」而產生的對話與溝通之中。